兼善精神记忆 ——记十三中高六三级（一）班高三的学习生活与劳动
我原在小学任校长。六一年二月，因工作需要调到十三中当政治课教师。经过一学年多的班主任助理工作，六二年九月，我正式接替六三级（一）班班主任。该班学生42人，来自北碚各地及沙区、渝中区。他们学习认真努力，生活艰苦，劳动任劳任怨，从来不怕苦。这一年的班主任工作，是我任教近四十年里记忆最深刻的，直到现在，我很敬佩他们。
早晨起床铃响后，我催促他们起床洗漱后去作早操，上早自习。（一、三、五朗读语文，二、四、六朗读外语）。他们学习认真、刻苦而规律。课前要预习，课后（晚自习）要复习。两分钟预备铃已准备好书及文具，两眼盯着教室门口。听课时，眼睛跟着老师转，深怕听掉什么内容。课间操要做到“快、静、齐”——快：两分钟内到操场；静：安静不讲话；齐：体育委员要清点人数作报告。这是课间播放比赛内容。中午饭后，团支部、班委会要分别开会商讨工作。下午上课前，要在教室“静息”十五分钟。每周有四天的下午第三节课是体育锻炼，由体育委员在体育老师安排下进行活动：垒球、排球、羽毛球、垫上运动（仰卧起坐、俯卧撑、前滚翻、后滚翻）、双杠等项目。晚上七点至九点上晚自习。熄灯铃响后，我先查男生寝室，有时听到悄声说：“不说话了，
六二、六三年，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，师生的生活都十分艰苦。老师每顿都是“三两五分”：即三两饭、五分钱的菜。学生就更苦了。他们的户口、粮食关系都不在学校。粮站配口粮就不一定是大米了，小麦、苞谷、葫豆等都配给学生。开饭时，桌了八个罐，一盆菜，罐罐里不一定是米饭，有时是小麦、葫豆。菜有时是“老梭边”，即莲花白外边的老叶子。那时，校内校外是买不到东西的。糖果、糕点都要票。家里也不可能带什么东西到学校来。就这样，他们默默地承受着，努力地学习。
生活艰苦，可是他们的劳动可多啦。除了每天轮流打扫教室清洁和每周一次公共地区大扫除外（这是要检查评比的），主要是每周一个下午的“生产劳动”课。总务处分配给每班一块河边地，种粮食或蔬菜，交给伙食团，任务完成后，作价的钱给班上作班费。我班分的是一块河边坡地，种苞谷、栽红苕。我记得有一周生产劳动课，劳动委员布置三个学生打粪窝，其余学生去生产保管室挑粪桶挑粪淋苞谷。我挑粪桶走到粪坑，男生已舀完粪挑走了，只剩下女生。我就给女生各舀了一大半挑，而我最后挑粪到坡地。坡地不好站，桶又放不下，只得挑着淋，真苦了女生。
公社大队缺乏劳动力，区府分配每个学校要支农，这是支农劳动。一学期一次，一次一周。春季抢收葫豆、收割麦子，秋季主要是挖红苕，吃住在生产队。高三年级也不例外。
除此之外，学校还要安排我们生活劳动。伙食团没米了，我们班派去河家咀粮站挑来。煤快烧完了，又派我班男生去代家沟运煤。我带着我班男生，头天下午去，第二天中午回校。100多斤到200斤一挑的煤，我们师生很快就装满了船。晚上，睡在煤厂的一间楼板房里，我听到一个学生叫我，“老师，你看，我们是硬抵硬”。我过去一看，背上背椎骨，两边肋巴骨，清楚可见。睡在楼板上，只隔着席子，当然是“硬抵硬”。我说，你们太辛苦了！我也比你们好不了多少！运煤任务完成后，我和男生们很快地返回学校。
当时，徐建春、刑燕子上山下乡，扎根农村，风靡全国。党和国家加强了对毕业生的教育。“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”是当时的响亮口号。他们不仅接受了“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”的任务，还利用放归宿假，主动向家长宣传并表现自己。我到学生王玉兰家家访时（学校规定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是家访时）王玉兰的妈妈说：“玉兰回来对我说，不要老想到长升学，大不了还可以就业，还可以上山下乡嘛！”。王玉兰没能升学就了业，后来还评上了“全国劳动模范”。升学考试后，我班有24个学生被大学录取（因为录取通知书是寄学生家里，要回校转户粮关系才知道）。不久，成都来了一些单位招工，招走了部分学生。六四年我去成都学习，还和在蓉学习和就业的学生合了影，当时农村的学生都回乡下了。
现在，虽然时隔40年了，但我还记忆犹新。“舍得干，读兼善”，这就是“兼善精神”。
兼善中学退休教师 伍惠诚
